张文君，可算是半宗教人物。永乐《乐清县志》把张文君列入“仙释”部：

张文君，字子雁，乐清人，世居白鹤山下。得神仙修炼之于所居傍炼丹。郡守王羲之慕其名往来访焉。文君以余药掷溪水，遁于竹中。右军不获见而去。后遂舍宅而为寺，日中乘白鹿入山，不知所之。人以其所入竹为笙簧，其声绝佳。至今溪石有金星之点，相传以为余药所渍云。

白鹤山即丹霞山。张文君又叫张廌，生活在东晋初期，是个有名的高士。张文君也是乐清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本土人物，成书于南朝刘宋时的郑缉之的《永嘉郡记》也记载过他的事迹：“乐成县民张廌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郑缉之距张文君年代未远，看来张文君应该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兼有隐居的儒士和丹鼎派道教人物两种身份。魏晋两代是道教发展和分化的时期，道教由东汉初创时的比较原始的民间宗教逐渐分化，并向上层化的方向发展，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道派。其中金丹道派的代表人物、《抱朴子》的作者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练成仙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统一起来，影响很大，上至达官显宦，下至岩穴之士，儒士中兼崇道教的不少。魏晋名士热衷于药和酒，也和道教的盛行极有关系。因此，张文君作为隐居的儒士，同时又是丹鼎派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其后在民间传说中逐渐被涂上神秘色彩，塑造成了仙道人物。

有趣的是，张文君作为炼丹羽客，最后却“舍宅为寺”。这寺，就是乐清历史上有名的白鹤寺。当时在江南的土地上，与道教兴盛相辉映，佛教寺庙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即是这种局面延伸的结果。早在三国时期，佛教就已传入江南，晋室南渡，不少中原佛教高僧也随之渡江避难，在南方积极开展佛教活动，弘扬佛法，更是促进了江南佛教的大发展。据统计，东晋一百零四年，建佛寺一千七百六十八座。佛教运动自然也波及偏处一隅的浙南，和固有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种“三教合一”的说法，儒、释、道之间的互相包融、吸收远过于对立和斗争，这一点在张文君身上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