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名绅，后又改名冲，小名岩欣，字淮南、怀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4）出生于乐清县横春（今北白象镇琯头村）。
张淮南摄于1937年
张冲幼时聪颖好学，8岁入家塾读书，14岁考入柳市小学高级班，17岁以温州排名第二的成绩考取浙江第十中学（即温州中学）。在校期间，思想进步，爱读《左传》和《史记》。时值“五四”运动起，与同学郑亦同、萧铮等人组织“醒华学会”，被选为理事会主席，其才志之廓，已见于磨铡初试之间。18岁时，同晚清孝廉方正、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业生高性朴之女高志骥结婚，次年生一子，名炎。
1922年，张冲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加入旅京同邑赵竞南等人创办的《乐清导报》队伍。1925年，张冲又以官费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翌年，赴俄莫斯科游学，初入中俄工业大学，在校期间考进俄法政大学，曾兼顾两校课程，后因时间冲突，舍中俄工业大学课程而专攻俄法政大学法科，成绩冠全级。1926年4月，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重新组建，时由国共两党共同组成执委会，国民党方面张冲当选市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由于在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下，张冲等转入地下秘密工作。
1927年4月，因为中共北满地委警察支部发展党员不慎，使破坏分子混入党内，致使党、团地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北满地委多名负责人被捕，受此牵连，同年5月，张冲在南岗海关街27号住处被警察搜出一些国民党员登记表、油印机和宣传品，以“宣传赤化”“反奉倒张”嫌疑被捕入狱。《哈尔滨史话》有记述当时情景：“1927年5月8日早晨，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第二署的数名警察，闯进南岗海关街27号楼内，逮捕了一名法大学生，从他的住处搜出《向导》周刊、《中国青年》、《工人流血记》、《共产主义ABC》等书刊，以及国民党员登记表等。此人名叫张冲，即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幸赖哈尔滨法政大学雷殷校长等人的全力救援，多方疏通，免于一死。次年，张冲案移交西路军司令部法庭，西路军惜张通四国语言，判有期徒刑三年。张等不服，上诉吉林省高院，但一审维持原判决，羁押吉林监狱。不久，“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其子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统一。张冲随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开释电令下，于1929年1月中旬走出牢狱，摆脱了他人生的一大劫难。张冲获释时，张学良赠与路费3000元，张冲同乡好友黄达德在回忆文章中有说：“淮南自哈尔滨出狱后，随带破烂的行李到南京，因有郑亦同等说项和竭力保荐，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他当哈尔滨特派员。”中间回乐清故里养息月余，即奉命赴哈尔滨，并再婚俄罗斯姑娘娜达。
张冲重返哈尔滨工作时间不长，1930年2月就改派新职，调天津市党部和南京特别市党部，任党部委员和书记长，但张冲均辞不赴任。不久，由陈果夫、陈立夫安排，调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前身。张冲虽然尚是二十六岁的青年，没有经过多少官场的历练，但他少年老成，从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任上调来，他的特殊经历、学历和背景，是二陈十分看重的。张冲熟悉苏联的情况，对调查科借鉴苏联的特工经验，尤可发挥重要作用。陈氏兄弟并且有曾经援救他出狱这层特殊关系，也算得上是知根知底、可以划入圈内的亲信了。正因为上述原因，二陈对他寄予厚望，一开始就把他放在了关键的岗位上。
张冲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任上，做了几件与中共有关、影响较大的事件。其一是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中共中央保卫局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完成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任务后，在汉口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供出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机关的行踪秘密，张冲即率人赴沪展开大搜捕，幸中共中央利用潜伏国民党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同志截获情报，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在周恩来的临危处置下，紧急组织转移，躲过中共史上致命一劫。张冲随后又根据顾顺章所供线索负责侦破牛兰案，与上海租界当局共同联手，逮捕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人牛兰夫妇。其二是伍豪事件。1932年，张冲幕后精心策划、炮制《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相继刊登在上海《申报》等几家主要大报（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的化名），企图诬陷伍豪，制造混乱，瓦解中共组织。但被中共方面及时戳穿谣言，澄清事实，挫败了张冲此次阴谋。5年后，历史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张冲与周恩来曾经一对追杀成仇的政敌冤家，握手言和，并成了安危与共的良朋挚友。但张冲也绝对想不到，这个旧案，在35年后，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因本来早已澄清的伍豪事件，竟在“文革”中连遭明枪暗箭，以中共党的叛徒相诬陷，几乎被置于死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方面极为担心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据此有了北上进攻苏联的基地，危及本国的安全，因而希望改善苏中关系，实现联华御日。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也开始想联苏制日的策略，因此，中苏两国在利益趋同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复交谈判。张冲由于精通俄语，很快被授命参与此事，进而研究对苏外交问题。由于国民党上层对苏联的了解并不多，加强对苏联的研究成为中苏复交中十分紧要之事，张冲承担了这方面的重要任务，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筹备成立苏俄研究机构；二是筹办对苏俄的研究刊物。1932年12月13日，中苏正式复交，中国任命颜惠卿为驻苏大使，苏联则任命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12月18日，苏俄研究社正式宣告成立，推选陈立夫、张冲等15人为干事；紧接着，1933年元旦，《中国与苏俄》杂志正式创刊，张冲是这个新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在中苏复交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也是张冲一生发表文章最多的时期。尤其在中苏复交后1933年，他继续从事对复交后中苏外交、贸易等关系的研究，以张冲本名发表了多篇文章，如《中俄复交后的几个主要问题》、《苏俄大事记》、《评苏俄的工业政策》、《发展中俄贸易并告俄商》等等。其中《中俄复交后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和对中苏关系的见解。在当时国民党内不少顽固派人物仍在竭力抵制和反对中苏改善关系，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张冲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不必再斤斤计较于辩论应不应该复交的问题”，而“只要研究复交后的问题”，并具体提出了“要认识苏联的双管外交政策”、“如何应付苏联的国营贸易”、“外交机关不得兼做党的活动”、“苏联应尊重我国外蒙的主权”、“中东铁路宜速谋圆满的解决”等五大问题，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他的见解，当然体现了维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立场，但也不能不说是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大局利益的考虑，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情感。文中也反映出他是国民党中的联苏派、民主派，并且认为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国情，坚信三民主义，仍然是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1934年春，张冲率团与张北海、罗学濂、许绍棣一起赴欧洲考察，访问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三国，著有《意德土访问录》。此行回国后，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调任中央宣传部电影科科长，不久改为电影事业处处长，并兼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如此，在二陈的关照下，张冲全然调出国民党特工总部，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系统，担任国民党中央主管电影事业的负责人。1935年2月27日，又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南京分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电影事业委员会主任。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骄横气焰，粉碎了蒋介石忍辱退让、委曲求全的梦想。蒋介石在一直希望求助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出面干预，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无望的情况下，考虑改变策略，调整对内对外政策，抓紧充实国力，做好抗战准备：“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张冲的怀疑。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冲对此“深受感动”，明确表示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作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联共的“抗日派”，在思想上认同《八一宣言》的基本主张：“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赞同组成全国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935年11月，张冲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12月24日，张冲随陈立夫奉蒋介石命令秘密出访欧洲，先到德国柏林等候，以在邓文仪（中国驻苏联武官）和王明谈判取得进展，时机一旦成熟，就近前往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然而在欧洲滞留近四个月，最终由中国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祖告诉他们：“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联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陈立夫《成败之鉴》：P198）这一次绝密外交使命遂以夭折告终。
张冲回国后，接受蒋介石指派，在陈立夫的主持下，开始投入与中共的秘密谈判。1936年7月初，张冲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在香港九龙酒店见面，他这次是奉二陈之命，专程前来会面接洽，邀请潘汉年南京会谈。国民党中央由曾养甫代表出面会谈，曾按照二陈的意思，希望潘汉年回陕北找中共中央负责人报告，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谈判的具体意见和授权后，再回南京面谈。并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为代表，负责谈判联系。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的谈判，但在国共之间建立了高层次的直接接触，开启了和谈的前奏。随后，潘汉年于8月8日抵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与国民党中央会谈情况。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信上用恳切的语言明确表示“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为促成国共双方最高层的直接谈判，9月1日，周恩来又给二陈写了一封信，希望同国民党方面负责与中共谈判事务的二陈兄弟当面会谈。在22日，周恩来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提议“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中共中央并指派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联络代表，正式承担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使命。国民党方面因曾养甫赴任广州市市长，由张冲接替曾与中共的联络工作。二人走上了国共实际谈判的第一线。
蒋介石实行军事进攻与秘密和谈两手策略，10月21日下达对苏区进剿，调集国民党近20个师沿兰州、陇西、固原的弧线，向红军展开全线进攻。对此，中共中央也坚决以两手予以还击。中共中央军委10月24日两次致电彭德怀，要他与朱德、张国焘商议与北进之敌决战，阻止其攻势。28日，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同时，在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并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张冲此时和陈立夫的在蒋介石授意下，虽然蒋谈判意图已与年初大不一样，仍然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联络负责人和代表，进行谈判联络和接触。11月8日，张冲联络上在上海的潘汉年，于10日在上海沧洲饭店与陈立夫的会面秘密会谈。由于蒋介石开出居于剿共立场的收编性条件，而非合作抗日，遭到潘汉年的严词拒绝。此次会谈并未形成共识。但张冲分别时向潘汉年特别表示：陈立夫对蒋委员长所提的办法也甚为失望，但他们将尽一切办法促成此事。11月19日，在张冲的积极安排下，潘陈开始在南京进行二次会谈。此次会谈仍无进展，但潘向张冲表示，继续留在上海，继续等待再次谈判。随后在12月上旬，潘汉年再次应约来到南京，进行第三次谈判，随着西北战场形势变化，双方又陷入僵局。
37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进行调停。图为利用谈判间歇，周恩来（右）、叶剑英（左）同志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淮南（中）先生畅游西安终南山后的合影
张冲在与潘汉年结束第三次谈判后，奉蒋令于12月10左右飞抵西安，准备向蒋汇报谈判决情况。12日凌晨即发生震惊中外“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在临潼扣留蒋介石，其中包括随员的张冲。张、杨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原因，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四、立即释放止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中共接张学良电报后，安排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面见蒋介石，周恩来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略叙家常，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时，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由于考虑苏、日关系，为避免使日本方面生疑，国共两党的往来采取秘密的方式。张冲特别受到蒋氏的重视，成为蒋同延安及莫斯科的专职秘密使者。
37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图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40年的童小鹏（左），当年参与西安谈判时与张淮南（右）先生的合影
1937年4月底，张冲奉命飞往延安，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张冲还和毛泽东进行了时间会谈，毛泽东强调蒋介石要消除顾虑，促进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张冲还鼎力协助周恩来“江南之行”，周恩来后来说：“民国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双方友谊更加深厚，由生死搏斗的对手，成为风雨共舟的挚友。在芦沟桥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暴发，南京政府于8月14日发布对日作战宣言。同时为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11月，张冲以中国实业考察团的名义为掩护，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谈。11月12日，斯大林单独接见张冲，谈话从下午七时半开始，一直延续到午夜十二时。足见斯大林对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对蒋介石本人的极端重视。但苏联只认出钱出枪，没有答应签订任何协议。
37年周恩来（左）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淮南（右）在杭州的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急剧不断改进化，国共面临分裂的危险，张冲为此忧虑重重，力主继续合作。在一次会议上，他慷慨陈辞，遭与会一个反共人物的破口大骂，此人还猛将桌上的茶杯掷向张冲，幸未中。蒋介石闻悉后，对张冲慰勉有加，不久又发表张冲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任命，足见蒋氏对他的信任。
1941年夏，张冲因饮食不慎，患了伤寒症，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亲自把从苏联空运来的特效药送至重庆高滩岩中央医院。8月初，大病初愈的张冲在赴庐山别墅向蒋介石汇报请示的归途中再次病倒。当时重庆因遭到日寇飞机的“疲劳轰炸”，医护条件极差，有时连打针输液的人都找不到，张冲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在8月11日6时病逝。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国共合作大计，自知病将不起，特意叮嘱前来探视的周恩来以后要继续与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以免国共关系冷淡。张冲逝世时，年仅三十九岁。蒋介石亲临追悼会祭奠，并题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当时重庆《大公报》刊载周恩来亲自撰写的长达二千四百余字的悼文，感人至深。
41年周恩来（中）邓颖超（左）从延安来到重庆会谈，图为张淮南（右）前往重庆机场迎接时，与他们的合影
注：照片来源为张冲家属提供
